《系统学基础》初版与修订版
用DeekSeek搜索<朴昌根《系统学基础》,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文字:
根据现有搜索结果,未发现朴昌根《系统学基础》由四川教育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的记录。
有些人甚至怀疑《系统学基础》(初版)的历史存在。令人吃惊!
一、《系统学基础》(初版)
先看封面与版权页。


根据版权页及实物可知:
书名:系统学基础
作者:朴昌根
出版: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4年5月 第一版
发行:四川教育出版社
印刷:内江新华印刷厂 1994年5月 第一次印刷
开本:1/32
字数:550千字
页数:目录8页+前言13页+正文-附录-参考文献651页,共672页
印数:1-2000册
书号:ISBN7-5408-2078-0/G•1997
定价:16.32元
二、《系统学基础》(初版)的命运
《系统学基础》(初版)于1994年5月问世。我很高兴,十多年的系统研究终于有了结果。 但是,有几件事使我感到不解。①封底油墨未干的书推在一起,导致封面上到处是黑色斑点,有的地方连成一片黑;②书店没有卖的,想买买不到;③很多图书馆未藏此书,无法借阅;④甚至有个朋友从成都来电话说,有些书(系统学基础)被当作废纸处理。我很想知道究竟因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怪现象。但是,当时我正忙于赴韩进行韩国产业政策研究的准备,无法更多地“关心”《系统学基础》(初版)的不幸遭遇。向前看,或许有出路;向后看,只有死路一条。
当然并非漆黑。《系统学基础》(初版)的出版使得我继1994年Major Sysems Theo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一文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成果:1986.1 ~1993.12)之后,1996年又一次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成果:1994.1~ 1995.12)。


这两项成果是我调入复旦大学后获奖的,但它们都是我在上海理工大学工作时做出的。平时,我既不积极申请课题,也不乐意申报奖项。我为自己设定的理由,一是成功希望不大,二是那些事太耗费时间,三是自己为自己申报奖项不无滑稽。这样,我的科研通常没有经费支持,研究成果基本上不可能获奖。这两次我抱着“不可告人”的动机申报奖项,双双获奖,但这并没有激发我申报奖项的积极性。
对我来说,《系统学基础》(初版)的出版激励了《系统学》(韩文版)的写作。这是我第一次向韩国读者介绍自己的系统学理论。我为自己的书作为在韩国颇有影响力的新科学丛书之一出版感到欣慰;该丛书中大部分乃是世界名著的韩译本。而且,这本书是在这一新科学丛书中作者用韩语撰写的为数极少的著作之一。看着这本书在韩国学术界至今常被引用,我觉得那30天的日夜写作真的值得。296页的书我只用了30天。应该说,由于有了Major Sysems Theo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一文与《系统学基础》(初版)一书,我才如愿以偿。

书名:系统学(韩文版)
英文书名: Systemology
丛书名:新科学丛书第51辑
作者:朴昌根
出版:泛洋社出版部 1997年5月24日第1版
印刷:1997年5月24日第一次印刷
页数:296页
书号:ISBN89-7167-133-5
定价:7000韩元
不过,《系统学基础》(初版)之所以至今被人们所提及,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被彻底抹去,是因为2005年有了《系统学基础》(修订版)。初版成为了修订版的陪衬,修订版拯救了初版。
三、《系统学基础》(修订版)
从1978年到1992年8月,我一直在学习和研究系统理论,为创立系统学而努力。到了1992年4月,《系统学基础》即将完成,我向复旦大学校长写信,建议筹建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并得到同意,就着手筹建。到了8月,《系统学基础》书稿全部完成,并寄给四川教育出版社赵璧辉先生。从此,我就全身投入韩国研究中心筹建工作与韩国学研究,10月份中心宣告成立。经过约半年的拉锯战后,翌年5月我正式被“引进”复旦大学。那以后,我将自己几乎全部精力投入到韩国学研究。像我这样的人研究韩国,虽有语言上的优势,但必须补充很多方面的知识,如韩民族与韩国历史、大韩民国历史与现状等。
另一方面,教学上的需要促使我修改《系统学基础》(初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系统学基础》(修订版)书稿。

从《系统学基础》(修订版)封面与版权页可知:
书名:系统学基础(修订版)
英文书名:Introduction to Systemology
丛书名: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丛书(第一本)
作者:朴昌根
出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年12月第1版
发行:上海辞书出版社
印刷: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200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1/32
字数:520千字
页数:中文目录7页+英文目录9页+修订版前言18页+第一版前言12页+正文-附录-参考文献614页,共660页。
书号:ISBN7-5326-1894-3/B•64
定价:40.00元
四、《系统学基础》初版与修订版的比较
从入学复旦研究生至从复旦大学退休,我的学术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1978年10月至1992年8月的系统科学学习与研究,其二是1992年8月至2007年11月的韩国学研究,其间1982年至1992年我在上海理工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系统工程系工作。
《系统学基础》(初版)主要是我在上海理工大学期间的研究成果,与我后来的韩国学研究没有关系,而《系统学基础》(修订版)则补充了初版出版后取得的新成果。《系统学基础》初版与修订版在内容、章节、篇幅等方面大同小异。至于两者之间的区别,我已在修订版前言中做了详细的说明,这里不再重复。至于出版修订版的原因之一,我曾经说过那是因为“不少人问我能否买到此书”(见《系统学基础》(修订版)。有的人可能把这句话理解为初版2000册已销售一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是不管怎样,市面上看不到《系统学基础》倒是真的。明智的解决方法不是去追究那些书都到哪里去了,而是将新版《系统学基础》提供给读者。
1992年8月后,我主要从事韩国学研究,但是由于我与系统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一直关心系统学发展状况,1998年撰写的“对系统学研究中若干基本问题的反思”一文(见《系统辩证学学报》第7卷第4期,1999.4,第15-18页)可以作证。不过,那10多年间因主要精力都放在韩国学研究上,系统学领域新成果不多。退休之后也是如此。但是,修订版问世之后绘制的3张新图(系统概念图,系统进化图,进化机制图)倒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
此外,我在1992年以后韩国学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并未纳入到修订版中。那些成果已包含于我在韩国学领域的论著中,因此没有必要把它们重复使用。我的韩国学研究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其成果有《韩国产业政策》(1998年,433千字)、《解读汉江奇迹》(2009年繁体字版、2012年简体字版,580千字)、《中国改革开放与东北亚新秩序》(2010年,韩文版,612页)。
(20251030,朴昌根)